烈士李大钊的遗著，如今已有《李大钊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全四册）问世了。
烈士李大钊遗著的出版，曾与周作人有过十分密切的关系，但“因人废言”，后来几乎所有提及李大钊的书刊，都绝口不提周作人，比如曾由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建议、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组织编写、１９７９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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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钊烈士就义前的遗照 |
到了１９３３年，也就是李大钊殉难六周年之际，李大钊遗孀赵纫兰携子女从故乡返回北平，她的心病是丈夫尚未入土，靠自己又无法了却这个心愿，于是只好求见烈士生前友好也是北大同人的胡适、蒋梦麟、沈尹默、周作人等，求他们请求北大代为办理安葬事宜，时任校长的蒋梦麟慨然允诺，李大钊的两个女儿李星华和李炎华为此也拜访了周作人。４月１５日，社会各界为李大钊进行的公葬募捐活动开始，按当时的葬礼仪式，可分为三种：国葬、公葬和民葬，国民党统治的时代对李大钊的葬事当然谈不到给予“国葬”，民葬，李家又无力承担，只得公葬（又分为厚葬和贫葬两种），李大钊生前友好和北大的同事感李大钊之事迹，相与发起厚葬，这发起人的１３人中，有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藻、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等，当时他们每人捐了２０元。２２日，社会各界在北平宣外下斜街浙寺举行公祭，周作人也参加了公祭，并给李宅送去了一个花圈，以及１０元的奠仪。随后，李大钊被安葬在万安公墓，那是蒋梦麟校长出面购置的墓地（并为烈士的夫人预购了穴地），墓碑则是刘半农撰写的，周作人又为此捐款２０元。
就在李大钊下葬的同时，为其整理和出版遗著的活动也开始进行了，不过，其中的情由很长时间以来并不被人们所知。１９６２年８月３１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周作人（署名“难明”）的一篇短文《关于〈守常全集〉的一点旧闻》，那是周作人读了晦庵的《书话》，觉得其中叙及李大钊遗著《守常全集》的第一册的出版时没有讲到编辑的过程，他遂以知情人的身份对之做了一点补叙，因为那是很少人知晓的，算来也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话。
二
李大钊的文字，在国民党“清党”之后几乎是全部被封查的，只是在北方的北平，由于国民党嫡系力量鞭长莫及，才先由刘半农编辑和出版的《初期白话诗稿》中收入了作为第一篇的烈士遗作《山中即景》，后来刘半农病逝，胡适写的挽联说：“守常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日同伙又少一个；拚命精神，打油风趣，老朋友当中无人不念半农。”当年《新青年》阵营中，李、陈、刘等等，都是影响整个中国的思想巨子，然而此时却萧瑟了许多。至于《守常全集》，周作人说：“这集子是守常先生的侄子李白余所收集的，他本名李兆瑞，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守常先生死难以后，他立意搜编遗稿，在各图书馆勤苦抄录。等得编好了的时候，北京方面已是蒋介石的特务密布，个人行动有点不大自由了，李白余计划逃出华北，乃将抄好的文集四卷原稿一大包，交来托我代为保存，他自己就从此不见了。到了解放之后，这才重复出现，那时已经改名李乐光。可惜他已于好几年前去世了。”
其实，当年的李乐光（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后在抗日战争初由周恩来保释出狱，遂赴延安，再后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统战部长等）实际上是被国民党逮捕了，于是他的岳母赵老太太和女儿赵纫兰（即李大钊夫人）匆忙将其所搜集到的李大钊的文稿交给李星华，李星华又将之寄存在处境较好且比较安全的周作人处。至于李乐光编书的情况，后来李星华的丈夫贾芝回忆说：“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他在清华大学的地窖做编辑工作，后来几易其地，曾在一个医生家里工作，随后又在岳母赵老太太的掩护下继续编这部宣传共产主义的书。赵老太太把一包文稿埋在几株向日葵下。每天晚上夜深人静时，她把文稿从向日葵底下取出来；乐光同志坐下来摊一桌子稿子，继续抄、编；工作完毕又把稿子收起来交给老太太去埋在向日葵下，夜夜如此。”（《关于周作人的一点史料――他与李大钊的一家》）此后李大钊下葬之时，李夫人又想起这档子事，遂委托周作人出面，寻找出版社出版李的遗著（不久之后李夫人遂病逝，终未能亲见这部书稿的问世），周作人当时联系的是上海的群众图书公司，具体接洽的，则是出版家和报人的曹聚仁先生。
几乎是在北平公祭完李大钊之后，曹来信表示愿意出版这套《守常全集》，周作人很快便把消息告诉李大钊的遗属，并嘱咐他们先抄一份目录寄给上海。对于上海方面，周则表示将很快审阅一遍全书文稿，写一篇短序，并请烈士生前好友撰写题记，“此外胡适之、蔡孑民、陶孟和诸人想亦可作文，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则至少必可题字也”，他还打算让陈独秀、章士钊等也写点文字。当然，也少不了鲁迅，只是当时周氏兄弟已经互为参商，不再往来，不过在周作人的头脑中，这套《守常全集》一定也会留下鲁迅的文字，于是他和曹聚仁商量，关于作序者的约请，北方由周作人负责，南方则由曹聚仁接洽。
１９３３年５月２９日，鲁迅如约写下了《守常全集》的《题记》，文章中他追述了与李大钊的交往，抨击了杀害烈士的敌人的残暴，至于这套《守常全集》的出版，他说：“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后来这篇文章收入进《南腔北调集》时，鲁迅还加写了一段附记，说明写序和此书终于未能出版的经过。
其实，与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早就打过交道的鲁迅是深知李大钊的这部遗著很难问世，为此他还向曹聚仁提出过一些建议，即尽量避开和绕开当时的所谓出版的一些“程序”，６月３日，鲁迅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说：“《李集》我以为不如不审定，也许连出版所也不如胡诌一个，卖一通就算。”他还愤慨地说：“论起理来，李死在清党之前，还是国民党的朋友，给他留一个记念，原是极应该的，然而中央的检查员，其低能也未必下于邮政检查员，他们已无人情，也不知历史，给碰一个大钉子，正是意中事。”后来果然如鲁迅所预料。
三
在李大钊遗著出版活动运作的同时，烈士生前友好鉴于李夫人已下世，又考虑到如何教养其子女的问题（李大钊子女有李葆华、李星华、李炎华、李光华、李钟华、李欣华，幼女李钟华夭亡。李大钊曾用名“李琴华”），于是在北大校长蒋梦麟的宅子里，周作人、马幼渔、张申府等商议办法，此时尚未被捕的的李乐光和李星华也不时过访周作人，询问《守常全集》出版的进度。后来晦庵在《书话》中说：正当曹聚仁等在上海“磋商未已，北京却有人放出空气，说是群众图书公司规模小，靠不住，这样的书应该委托大书店。一时颇有人随声附和。”这样，书稿就转到了中国出版界的翘楚――商务印书馆，可是王云五“奉‘命’唯谨”，终于没有结果。
其实，真实情况是这时的周作人考虑到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尚无明确表示，于是又联系上海另一家著名的北新书局，这家书店的老板就是曾与周氏兄弟有过很深交往的原北大学生李小峰。此后，李小峰向李大钊遗属去信，表示愿意接受这部书稿，于是书稿就由李家寄到了“北新”，李白余也编出了这部四卷遗著的总目，周作人则致信曹聚仁表示“抱歉”，然而“北新”不久之后又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封查，最后改名为“青光书局”，李小峰的胆量也小了许多，这年１１月１６日他致信周作人，泣诉“老蒋电行政院取缔左倾思想，不数日而杭州三十六家书店被搜查，开明被封，又隔数日而有左翼作家一切作品均须扣留之说，――又有大搜索上海各书店之说，昨日又接到恐骇信，谓如再售左倾书籍，即以严厉手段对付。”于是这部书稿就又被束之高阁、出版无期了。
一晃，数年过去了，《守常全集》静静躺在李小峰满布灰尘的书箧中，不过，李大钊的儿女们还不时受到周作人的照顾，这甚至也让上海的鲁迅感到了一丝暖意。１９３６年鲁迅去世后，周建人给周作人去信，信中提到鲁迅曾说周作人送李大钊之子赴日本一事，说：“此时别人并不肯管，而你却掩护他，可见是有同情的”（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２５日信）。此前李大钊死难之后，李星华在“孔德”上学，周作人安排她给学校刻写蜡板，用这种半工半读的办法维持学业。即使是在后来周作人腆颜“下水”，他对李大钊的儿女们还是给予了援手的，如１９３９年１月，即在他接受了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一职之后，他帮助接受李大钊遗属为生活所迫而出卖李大钊的遗书，并把售书的１２０元分给李炎华、李星华、李光华等。９月，李大钊的次女李炎华与爱人、共产党员侯辅庭因冀东暴动失败，来到北平，周作人曾为侯辅庭在伪北京大学临时找了一个职员工作，后来侯辅庭返回冀东打游击，行前托付周作人关照其家小。差不多同时，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及其弟弟李光华也因冀东暴动失败无法安身，来到了北平，周作人将李星华安排在伪北大会计科当出纳员。后来李星华、李光华潜赴延安，行前周作人帮助他们预支了薪金为路费，又办妥了出城所需的“良民证”，当时他还嘱咐李星华向延安的“毛润之”问好。那时，周作人是将李大钊的儿女视为自己与李大钊友情的继续的，他曾在日记中记述收到李的女儿之信后的心情：所谓“感念存殁，终日不愉。”（１２月２３日）于是，他更不能忘怀李大钊的遗著尚未刊梓，他说：其“遗文散见于各杂志报章，后经其族侄搜集，编为四卷，历兵火盗贼之劫，未曾毁，将来或许有出版的希望亦未可知云。”（《从四月六日谈起》）
四
周作人上述的举动，与他曾与生前的李大钊的交往和友谊分不开。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说：“我认识守常，是在北京大学，算来在１９１９年左右，即是五四的前后”，“那时我们在红楼上课，下课后有暇即去访他，为什么呢？《新青年》同人相当不少，除二三人时常见面之外，别的都不容易找。校长蔡孑民很忙，文科学长陈独秀也有他的公事，不好去麻烦他们，而且校长学长室都在第二院，要隔一条街，也不便特别跑去。在第一院即红楼的，只有图书馆主任，而且他又勤快，在办公时间必定在那里，所以找他最是适宜，还有一层，他顶没有架子，觉得很可亲近，所谈的也只是些平常的闲话。”（《知堂回想录》）这时周作人与李大钊的交往，有《新青年》《每周评论》的编务等，李还介绍周给“少年中国学会”讲演，那时青年毛泽东也在北京，毛听了讲演，还跑到八道湾访问周作人。
当然，思想启蒙进入实际政治之后，李、周就不是一条道上的人物了，周作人回忆说：“到了他加入共产党，中国局势也渐形紧张，我便逐渐少与他闲谈的机会，图书馆主任室里不大能够找到他了。”此后周作人接触多的，倒是李大钊的孩子了。原来当时北大同人创办有一个“孔德学校”，其子弟多在此读书，李大钊的一对子女也在该校上学，周作人担任高中的国文课，恰好李大钊的公子（即李葆华）就在班上，周“最初有时候还问他父亲安好，后来末了这几个月，连他儿子也多告假不来，其时已经很近危险了。但是一般还不知道，有一回我到北大去上课，有一个学生走来找我，说他已进了共产党，请我给他向李先生找点事办，想起来这个学生也实在太疏忽，到教员休息室来说这样的话。但是也想见到李葆华，叫他把这件事告诉他父亲知道，可是大约有一个月，却终于没有这机会。”
１９２７年４月，清明节放假，周作人和沈尹默赴海甸沈士远家聊天，恰巧在沈宅碰到了许多“孔德学校”的学生，李葆华也在其中。这天夜里周作人和沈尹默回到城内，阅报时惊闻张作霖袭击了苏联大使馆，并把躲藏在里面的李大钊等悉数捉去，“尹默赶紧打电话给他老兄（即沈士远），叫隐匿守常的儿子，暂勿进城，亦不可外出，这样的过了有两个星期。但是海甸的侦缉队就在士远家近旁，深感不便；尹默又对我说，叫去燕京大学上课的时候，顺便带他进城，住在我那里，还比较隐僻。”李葆华住在八道湾周宅，不多时报上披露了李大钊等牺牲的噩耗，周作人发愁如何对李葆华说，遂又与沈尹默商议，决定由沈来对他说，即“先来安慰几句，如说令尊为主义而牺牲，本是预先有觉悟的。及至说了，乃等于没有说，因为他的镇定有觉悟，远在说话人之上，听了之后又仔细看报，默然退去。”后来李葆华又在周宅住了月余，随后由沈尹默安排，易名为“杨震”，送到日本去留学了。
李大钊的慷慨就义、李葆华的镇定自若，给周作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由衷的钦佩共产党人。
五
李大钊的遗著，晦庵说：“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大家又想起这个集子，于１９３９年４月托名社会科学研究社出版，由北新负责发行。可是书一露面，立刻又遭到‘租界’当局的禁止，已经印成的都被没收。”这个本子分上、下两卷，实际只是全部文稿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另外两卷不及收入（由周作人保存着）。
到了上海解放以后，１９４９年７月，又以《守常文集》的名义，印了《全集》中的一部分，也就是用原纸型加印的。１９５９年人民出版社重编和出版《李大钊选集》，用的就是原印的底本和周作人上交的书稿（全部文稿的后半部），以及方行编录的另一稿本和近代史研究所等搜集的部分李大钊的遗作。
李大钊遗著的整理和出版，有这样一段奇崛的过程，这不独应该在中国出版史上留下一点雪泥鸿爪的纪录，就是其全部参与者也应该被人们所铭记，尽管其中还有周作人这样的人。那么，为李烈士遗著整理和出版的有功者，是――李乐光、赵老太太、周作人、曹聚仁、鲁迅、李小峰、周建人、蔡尚思、方行、刘弄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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